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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轼和程颐都是北宋易学的著名代表人物。比较二人易学动静观,显示出理学和庄玄之学这两种解《周易》思路的差异。关于宇宙化生,程颐、苏轼皆承认阴阳之“动”生出万物,而程颐从宇宙运动中抽绎出“理”作为最高法则,苏轼则归之于造化无心。落实于性情论,两人皆突出“静”的高明之境,然而程颐的心之安静是以长时涵养的道德自律为前提,而苏轼的“静”缘于应物无心、淡然自若的处世情态。体现在符号化的表征——卦爻上,程颐的动、静合“理”体现于爻位的嘉善,苏轼的动、静自然则体现于卦爻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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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国树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1,(4)
涪陵北岩名胜点易洞因我国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程颐曾在此地点《易》而得名。程颐（１０３３－１１０７年），字正叔，洛阳（今河南伊川县）人。年１８，游太学，以《颜子所好何学论》名震当时，拜授学职。少时曾与其兄程濒学《易》于周敦颐，后同为北宋理学的中坚，“程朱理学派”的创始人，并称“二程”。程颐“力学好古，动尊礼法”，“用敬涵养”，“格物穷理”，创造了一种以“理”为本的哲学体系。他讲学达３０余年，影响很大，因此．他的学派当时被称为“洛学”，一时学者风从。涪陵学者谯定本学《易》有师，“闻之洁衣往见，造诣… 相似文献
3.
梁振杰 《焦作教育学院学报》2001,17(1):37-39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诗歌产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与卦爻辞的产生时代大致衔接。《周易》卦爻辞象征艺术的三大特点：鲜明性、典型性、含蓄性，已初见“比”、“兴”之端倪，对《诗经》“比”、“兴”表现手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二又不可等而视之。卦爻辞的“象征”是一种思维方式(即隐喻思维)，而《诗》之“比”、“兴”则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 相似文献
4.
朱熹受程颐的启发，把理分为“所当然之则”与“所以然之故”两个不同的层面，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上一层”。朱熹以此诠释《论语》“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而认为“所以然之故”就是“天命”。从现代的观点来看，“所当然之则”相当于具体的特殊的自然法则、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属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所以然之故”相当于抽象的普遍的最高原理、原则，属于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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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师范学院学报》1993,(4)
一 以建筑环境引发的宇宙意识的命题 室外大型壁画《奔向太阳》总长70米,构思独特,形式新颖,内容富于哲理性思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该壁画从选题到构思,始终以建筑环境为先导,引发出宇宙意识,并以此为基调,以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太极意识展开画面。“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挂”(《易·系辞》)宋代道家陈搏作“无极图”,周敦颐根据道家的传授,以《易传》中的思想改名“太极图”并著《太极图说》来阐释自己的宇宙观,按着他的观点,太极乃万物之源,又始终在运动,所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他的学说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并含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而阴阳鱼对转 相似文献
6.
马育良 《合肥教育学院学报》2007,24(3):30-37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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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字伯安,又称阳明先生。生于公元1472年(明宪宗成化八年),卒于1529年(明世宗嘉靖七年)。做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他是明代大哲学家,哲学著作有《大学问》《传习录》等,收集在《王文成公全书》中。王阳明的哲学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他发挥了陆象山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提出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的说法,认为心是客观世界存在的本源。他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 相似文献
8.
王弼解《易》非常注重义理,提出"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和"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等观点,丰富、完善了义理派的理论体系;苏轼解《易》亦把重点放在"推阐理势"、阐述义理方面,通过简明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独到的观点,融合象数而阐明义理。苏轼与王弼解《易》显然都注重义理,观点虽然相近但不完全相同,还有相异之点:王弼以老解《易》,而苏轼以郭象之庄解《易》。 相似文献
9.
《左传》《国语》中记载的《易》例,是探讨春秋时期《易》学的重要根据。《左传》《国语》中引《易》例有二十二事,可分为非筮占类引《易》和筮占类引《易》两类。对这些《易》例的归类分析,有助于探讨春秋时期的筮法以及《周易》在当时的应用。春秋时期卜、筮并用,占断吉凶的依据不限于《周易》,得到卦象的方法也未必是《周易＆#183;系辞传》中所记载的大衍之数起卦法。《周易》卦爻辞的写作目的本是系统地阐述吉凶之理,故判断吉凶未必通过卜筮。“某卦之某卦”有时用来表示爻题,有时则表示变卦,不可执泥其一。朱熹在《易学启蒙》中提出的断卦原则,或于史无徵,或与史相左,当非先秦古法。 相似文献
10.
张跃 《历史教学(高校版)》1999,(9)
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思想家之一。他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尽管朱熹也强调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气”不可相离，认为“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无元气之理”，但实际上，朱熹还是把理看作是宇宙的主体，认为理在气先、天地万物是沿着理──气──物的顺序演变而成的：“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①，“才有此理，便有此气；天下万物万化，何者不出于此理”②。也就是说，“理”不是万物的抽象，而是存在于万物之前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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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云峰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10):6-10
苏轼知密州时期,创作了《谢郡人田贺二生献花》《惜花》《雨中花慢》《玉盘盂二首并引》等咏花诗。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当时密州的花事之盛,寺院数量之多、力量之大,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等等。虽然苏轼来时,密州是“旱蝗相继”的灾情,但他从黄老思想出发所实行的“贵清静而民自定”的理政思想很快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所以诗人才有灵感写出如此丰富多彩的咏花诗。这些作品,体现了苏轼知密州时期的际遇以及他的思想状况,对苏轼一生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相似文献
12.
付自强 《新疆教育学院学报》1994,(3)
诗主言情，但不能离理。南宋包恢在《答曾子华论诗》一文中说：“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情，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敝帚槁略》卷二）。对于包恢所说的理趣，后人早有注意。明人钟惺认为“趣”郎“生机”（《隐秀轩集·文员集·东坡文先选序》）；清人史震林更明确地说：“趣者，生机与灵气也”（《华阳散稿序》）。据此可知，所谓理趣，大体就是诗中所含之理需富于生机与灵气。我认为“理”是宇宙社会人生的哲理。既曰：“状理”，这里就不是通过叙述来表明，而是通过形象来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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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香 《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23(3):47-48,52
从王国维的哲学思想及其创作角度来看他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认为“有我之境”体现了他的悲观思想而反映为忧患与伤感之情，“无我之境”则是王氏渴望超脱“有我”之苦楚，进入一种“无欲”“无我”“天人合一”之境界。这两种境界是王国维集诗人与哲学气质于一身的体现，也正反映了他的两种不同的思索宇宙人生之问题的方法。 相似文献
14.
李之鉴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6)
评孙奇逢“以人合天”思想的理论意义——读《读易大旨》札记之十二李之鉴产生于殷周之际的《易经》，其卦爻符号序列与文字序列结合为体系的整体《易》象，是对客观世界本质认识的理论成果。《读易大旨》云：“圣人之《易》，不过模写其象数而已，非有心安排也。”（《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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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玉良 《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1)
对苏轼早期思想的研究,历代学者多走入了误区。他们依据《宋史·苏轼传》和《东坡先生墓志铭》中“公奋励有当世志”和“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这两句话引出现成结论,认定苏轼自少时起就怀有尊主泽民、致君尧舜的积极入世思想。但碑文史传多隐讳溢美之辞,与实际情况不符。苏轼早年则“好道慕隐”,向往出世。因“父兄不允”而被迫应举。两举进士、名动京师。虽然仕途顺利,但仍然未能激起他“书剑报国”的雄心壮志。直到从官凤翔时,他的思想才从消极转向追求功业。 相似文献
17.
葛莉茜 《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5,(4):38-39
《赤壁赋》中,主客因“水”与“月”的永恒联想到人生命之永恒因而释怀于功业难就、人生短暂,这种思维是因苏轼内心道家的宇宙观而起。但笔者认为《赤壁赋》只是苏轼短暂的自我解脱,在《赤壁赋》前后皆有作品表明苏轼并不因官场受挫而放弃儒家的进取之志。笔者试从《赤壁赋》中“水”与“月”对主客的启示谈谈自己的理解,并对苏轼的人生哲学做一点探讨。 相似文献
18.
赵亦化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初中生版)》1999,(11)
苏轼的《石钟山记》,集描写、记叙、议论于一体,三管齐下,借记游以述理,别具一格。它“两疑”启文,“三笑”鼎足,锁定这一行文述理特点,于教学欣赏之中相机而行,不失为一个上好的角度。如果把不足５００字的《石钟山记》倒过来以金字塔作比,那么,它的基点便是“余尤疑之”的“疑”。“尤”即“更加”。除了表明此“疑”之重外,还隐现着此“疑”之前已有“疑”,即“人常疑之”。那么,为何“尤疑”？苏轼答曰：“石又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这是对“疑”作了澄清,应该算完事了,但苏轼连气也没有喘半口,紧接一个转折反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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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奇逢科学地将《易》区分为天地之《易》（“本来之《易》”，“《造化之《易》”)，圣人之《易》(“圣心之《易》”，“《易》书之《易》”)和“在我”之《易》，主观模写客观。天地之《易》则化而为圣人之《易》。“我”学《易》求端天地，正为打开《易》书《易》的大门。从而，不仅是化《易》书之《易》而为“在我”之《易》，亦势必化天地之《易》而为“在我”之《易》。“我”则以之为指导，具体地“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系辞上》)探寻事物之纷繁，求索事物之几微；钩取深奥，推致远大。借为治身治家而治国平天下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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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伴随着理性世界的转变，人们的感性世界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出现所谓的魏晋“深情”。这种以知识分子为情感主体的“深情”，既不同于《诗经》时代原发性的“民情”，也不同于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性情”和道家“有人之形而无人之情”的“天情”，它是知识分子个体生命意识觉醒之后于天地宇宙中寻求心灵安顿和精神自由的情感，即人生和宇宙合而为一的生命超越之情。正是这种魏晋“深情”，把中国诗学引向强调“神与物游”和“情景相生”的抒情道路，并深深地刻上了宇宙情怀的烙印。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