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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身体的敞开与性别的改造——《金瓶梅》身体叙事的释读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冯文楼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2(1):32-39
《金瓶梅》中细密的性行为描写,实际上是对"身体"的还原性敞开。这种精神的悬搁和对身体之实体性的直观把握,构成小说"写实"的基础,由此展示出晚明时期人之感觉性的生存情状和多元性、无根性的快适追求。但在这一"写实性"的身体叙事中,又隐藏着对女性性别的改造与重构。这一男性中心主义的叙事立场,使小说的"写实"含有了"非写实"的成分。其中内含的等式是:"女性"="欲望","女色"="情色";在这一非本真的显现中,所谓"客观性"="男性化"。 相似文献
2.
从桃花源、后花园到大观园——一个文学类型的文化透视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冯文楼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5(5):104-110
从类型学的角度看,“桃花源”、“后花园”和“大观园”有着内在结构上的同一性,是中国文学中三个颇具典型意义的乌托邦建构。它们尽管在表现形态及指涉的意义上多有不同,但均是以“自然”作为其原始根基和人性尺度的,是以“自然”(天道)与“人文”(人道)的遥契圆融为其美学境界的。这种“自然”的复归与“栖居”的开启,对“人文”的过度发展与无限膨胀,无疑有一定的消解作用,可给出离“自然”太久的人类找到一条“还乡”的路。这样,人文便可失去它压抑性的含义,人便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相似文献
3.
障蔽的破除与身位的开显--《金瓶梅》宗教伦理话语的剖示与辨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冯文楼 《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3,20(2):41-45
《金瓶梅词话》篇端的“四贪词”，是对当时社会现象的概括性描述和直观性反思。在具体描写中，又通过“药”等意象的选择及“相面”、“卜卦”等形式，表现出当时普遍存在的道德迷失、存在迷失和形上迷失。为此，小说通过冷热转换间不容发的道家叙事文法、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的佛教叙事文法。重开人们的“畏惧”之心，修复由于社会变迁所造成的文化断裂。这种障蔽的破除和身位的开显，形成贯穿于小说之中的一套宗教伦理话语，表现出作者明确的问题意识。 相似文献
4.
冯文楼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1)
本文认为《牡丹亭》的情理建构是古代文学艺术中一个带普遍性的文化现象,它既有对情的感性认同,又有对理的文化复归,这一情理撮合的两大块结构,使《牡丹亭》的浪漫性最终未脱出传统理性的窠臼,只是在“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命题中兜圈子。人物在由梦而死,死而复生的道路上,绕了一个大大的圆圈。文章并从宏观的立场上对古代文学创作中的同类现象进行了文化反思与探讨。 相似文献
5.
冯文楼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
对历史人物的伦理评判及对历史进程之形式合理性的批判，是内含于《三国演义》小说中的两大叙事话语。前者是由小说遵道奉义的叙事伦理所形成的一套话语，它所关注的是人物行动的价值合理性；后者则是一种以批判为职志的知识分子话语，它所关注的是政治权力的文化合理性和道德合法性，充分体现了作者以道自任的身份自觉和责任意识。《三国演义》在对“治乱无常”的慨叹和“天命”的敬畏、困惑中，深藏着作者对历史之非理性发展的深刻体察与反省。 相似文献
6.
冯文楼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7(4)
中国古代戏曲中的"大团圆"结局是随着<西厢记>和<琵琶记>的"经典化"过程而渐成定格的,遂演变为一种带有形式主义特征的主导性叙事模式.这一模式是艺术场域与权力场域相协调的产物,体现的是"礼乐之和"和"治世之音";它一旦被经典化后,就内含有一种复制机制、生产机制与调控机制.中国人固有的"伦理信念",保障和支撑着"大团圆"结局的实现和完成;由此而塑造的"文化习性",是消愁补恨、复制团圆的内在机制.中国戏曲与传统的"乐教"之"乐",有着文化谱系上的家族血缘关系与传承关系,"大团圆"是"乐"之文化属性--"和"所型塑的景观;"中庸理性"的行动取向和对立转化的致思方式,是指导叙事、消弭冲突的"文化文法".概而言之,曲之为"曲",是大传统文化的"乐教"观与小传统文化的民间趣味及其时代精神的高度综合体. 相似文献
7.
冯文楼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
《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是一个远离国家权力中心和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的边缘性区域，这一“边缘性”，使“梁山文化”具有某种民间文化的形态而富有“小传统”的特征。招安，说到底，即是主流意识形态对梁山文化的一种整合，是作为大传统代表的知识分子作家对民间通俗文学的深层次改造。这一整合是由梁山义军历经的两大转变而完成的。此外，在招安问题上，还显示出作者情感和理智的矛盾 相似文献
8.
冯文楼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
《琵琶记》的“翻案”是对原文本的一种“范型重铸”，它试图通过儒家人格价值的建构，为社会提供一种“合成”的关怀系统。但“三不从”的戏剧冲突却造成本文深处“情感”与“伦理”对峙的二元结构；而且“全忠全孝”的求全构想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悖论，忠孝之间的价值抗衡永远无法消解。从蔡伯喈和赵五娘身上，可以读出许多不同的意味来，前者是一个两套话语的矛盾集合体，后者则是一个文化的构作。 相似文献
9.
冯文楼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0(2):80-88
长期以来,关于《长生殿》的争议,很可能犯了一个如巴赫金所指出的错误对作者本人的意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释,但所有的人都把它仅仅当作一种话语,一个声音,一种语气。这是解读“独白型”作品所惯用的思维方式。借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内涵于该剧中的三套话语——爱情话语、政治话语、宗教话语逐一分析,可见该剧对李杨故事的解读就是通过这三套话语互为主体,以平等对话的形式展示出来的。这一主题的完成,又是一个对“情”中不合理成分加以批判与整合的过程,这是情走向合理化的必要步骤。 相似文献
10.
冯文楼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4)
“义”作为价值观念,有依托与桎梏的双重品格。梁山英雄既在“义”的实践中找到了自我,又在“义”的圈限中丢失了自我。其中李逵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他是在义所谱写成的“意志自由”与“伦理侄梏”的双重变奏中,走完自己崇高却悲哀的一生的;是在“义”所塑制的两重李逵——反抗型李逵和服从型李逵——的矛盾斗争中,完成自己的人格悲剧的。同时,他的悲剧,也是一个“真”之存在的悲剧。宋江对他的毒杀,是一种带有悲壮意味的“成年礼”的宗教式补行。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