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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公共性的四个典型层面 总被引：9，自引：0，他引：9
当代公共性问题的凸显可以理解为基于现代性及其后果的反思与求解.立足于当今的现实,公共性一定是复数的、多层面的,我们很有必要以理想类型的方式分析公共性的立体层面.民族-国家内部的公共性层面、民族-国家之间的公共性层面、跨越国家界限的个体之间的公共性层面、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公共性层面是当代公共性四个典型的层面.这四个层面的统一将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相似文献
2.
王金宝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7-11
全球化作为当代人类生活的发展趋势,不仅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人类文化的发展。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发展呈现出以往所不具有的新特征和新趋势,也使传统的文化研究的弊端暴露无疑。全球化对传统文化研究中民族国家中心论的理论范式提出挑战,这要求我们开放研究视野,转换理论范式。 相似文献
3.
王涛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9(2):49-52
乌干达独立以来军事政变频发。1966年军事政变是乌干达独立以来的第一次军事政变。这场政变虽然遏制了巴干达人的地方民族主义分裂倾向,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但政变也导致了国内民族间的矛盾,新的地方民主主义力量泛滥起来,为乌于达民族国家未来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相似文献
4.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确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下,传统中国基于儒家文化之上的王朝国家观念被完全突破。以梁启超、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大背景下,试图重新建立对于现代中国的理解,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开始形成。辛亥革命的意义则在于,它不仅在形式上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权,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更在于它从社会制度和观念文化层面,实现了中国人国家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初步转型,并由此开启了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从辛亥革命开始,民族国家的建构始终是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主题。 相似文献
5.
从历史上看,抗日救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现代文学的格局,文学叙述中民族国家话语呈现出"宏大叙事"的态势并且在在战斗力和宣传力方面的价值远超文学价值。然而老舍却一直坚持其"平民写作"的风格和立场,在"宏大叙事"与艺术建构这两方面获得了平衡,而这一写作姿态让老舍文本既表露出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又显现出优良的艺术品质,在民族国家话语成为主流的年代,老舍在适应主流的同时,又因坚守而实现了自我的突围。 相似文献
6.
邱焕星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8,30(5):110-113
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事件．由于晚清以来“中国”形象发生了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被动转化．这种“空间”认识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启蒙和救亡意识,最终使我们抛弃了传统的循环论而接受了西方的线性时间观。现代文学观念的产生正是建立在传统／现代的“时间想像”和中国／西方的“空间想像”的基础上的．而“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制度化力量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成为我们理解它的关键。 相似文献
7.
现有的"国家结构形式理论",至少存在四个的盲点。先秦实行的是中国式的联邦制;单一制与联邦制本无优劣之分;国家统一的方式有多种,道路有多条;国家结构形式的发展趋势,是以民族国家为成员的新型联邦制。区域国家,既是一种新的国家形态,或许还是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的最后门槛。 相似文献
8.
中世纪,英法对外共同面临着具有"普世主义"倾向的教权和帝权的干涉,只有冲破教权和帝权的限制,独立的民族国家才能形成。另一方面,英法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同时,其内部政治格局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的趋势,表现为宪政因素的不同命运。英国宪政因素持续保持活力,而法国宪政因素却日益弱化。 相似文献
9.
世界遗产与民族国家认同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马翀炜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2(4):28-34
＂世界遗产＂是人们对工业时代生态破坏、传统文化失落等问题进行反思的结果。＂世界遗产＂的提出和遗产事业的发展也是人们追求人类认同的一个基本表征。然而,＂世界遗产＂必须具备＂普遍价值＂的言说,所表达的只是人类认同的一个愿景。确定缔约国地位,完成申遗的过程以及对遗产进行保护等与世界遗产紧密相关的各种事项,都明确肯定了民族国家是＂世界遗产＂的实质性拥有者。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以所在国国家文化的名义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从根本上说就是将多元民族文化融和到民族国家的文化符号之中的结果,从而具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的意义。 相似文献
10.
University Leaders’ Strategies in the Global Environ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niversitas Indonesia and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In a global environment in which global, national and local nodes relate freely within common networks, all research universities
must pursue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global capacity and facilitating cross-border staff and student movement an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The study compares readings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global and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and relationships,
and global capacity and strategy, in two leading national universities, one in a middle level developing country (Indonesia)
and the other in a middle level developed country (Australia). The main tool of investigation was interviews with parallel
groups of institutional leaders and leaders of academic units and research centres, in conjunction with study of the national
and local contexts. It was apparent that in both cases, while global elements ar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university strategy,
mission and identity, resource capacity remains highly dependant on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students. This belies the romantic
myth of the ‘stand-alone’ corporate university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The two cases also differ in some respects. While
both universities are peak 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each respects the other, the Australian university is more strongly
placed in the global environment and practical dealings between them are asymmetrical. The study helps to illuminate the dynamics
of global stratification and hierarchy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n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