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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随着技术的发展进步,巨大而复杂的仪器设备越来越成为基础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对撞机(加速器)的由小变大,就是20世纪物理学一路高歌猛进的重要标志。当运用加速器的实验工作稳健进行并取得了瞩目成果时,人们设想,不断提高对撞机的能级,或许能为物理学的发展带来新的突破。然而,建造巨型对撞机却是一个耗费巨资的"吸金黑洞"工程,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时代背景下,全世界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中国。2012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等多位科学家提议在中国投资建设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和质子-质子对撞机(SPPC),希望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物理实验装置,CEPC-SPPC的能量将至少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7倍,对撞机周长可达100公里。然而,关于该项目的争论自其发起后便从未停息,并已逐渐由学界讨论演变为公共话题,获得广泛关注。2016年9月4日,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教授授权《知识分子》发表其文章《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针对大型对撞机的发展历史、中国国情以及高能物理学的过去与未来等方面提出了七条反对意见,首次公开科学界内部对该项目的不同声音,一石激起千层浪。而此前不久,数学家丘成桐教授已多次通过媒体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建造巨型对撞机的支持。杨振宁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王贻芳就其反对理由撰文一一反驳。随后,有关巨型对撞机应不应该建、应该速建还是缓建的意见、观点、看法的"对撞"愈发激烈,其影响不仅超出了科学界,在一般社会层面也引发了广泛关注。这种影响甚至越出了国门,引起全球物理学界的关注。支持和反对的双方,其争议的焦点主要是围绕巨型对撞机的科学目标是否明确、核心技术是否在手、中国牵头多国合作的建造模式是否妥当以及巨额科研经费是否合理等问题。随着争论的不断升级,巨型对撞机是否可以提升中国的科技外交与国家形象,是否能够真正促进中国的科学发展等议题也被纳入讨论范围。据估计,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提议的巨型对撞机建设预算将高于200亿美元,不论是科学界还是社会公众都对其巨额耗费表现出强烈的警觉和关心。科学史告诉我们,物理学的发展从不会遵循预设的路径。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一个目标有限的科学问题的研究上,是否具有应有的科学价值,是否符合当今中国仍然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需要决策者和科学工作者深入、全面、务实的思考。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几乎都伴随着重要观点的交锋。本期特刊登的这组文章,是这场争论中双方意见的代表性观点,希望能为读者全面、深入了解这场争论,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资料参考。(黄庆桥、李芳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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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最近,数学家丘成桐[1]和物理学家杨振宁1,就中国是否应该建造高能对撞机,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意见,引起公众的兴趣。他们的分歧牵涉到一系列与科技决策有关的重大问题,值得严肃讨论。本文将参照美国上世纪90年代初围绕超导超级对撞机(SSC)的辩论,以及作为其背景的美国高能物理及其政策环境的历史演变,就丘-杨间的核心分歧发表几点看法,以求教于两位学者和关心此事的公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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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能加速器建设计划在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提上日程。高能加速器技术路线的确立,经历了从轰击固定靶质子加速器到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转变,即从"八七工程"的下马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的出台。"八七工程"是基于中国已有的技术基础和在最大范围内听取的海外专家的意见而做出的决定。因此,将"八七工程"称作"洋跃进"并不妥当。选择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反而是一次"冒险"的决定,因为对撞机刚刚兴起不久,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还没有人才和技术基础。对撞机方案的选择离不开李政道等海外物理学家的强烈建议与积极支持。回顾这段历史,对中国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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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切尔认为,树立于温和实在论基础之上的科学形象才是实际的,这也是将科学民主化的认识论依据;与此同时,布朗论述了将科学民主化的政治学依据。这两个依据是旨在为科学实践治理提供标准的“良序科学”理想得以建构的重要前提。“良序科学”理想要求“理想慎思过程”贯穿于科学的资助、具体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成果转化的全过程,以此确保民主力量能始终发挥作用。基于“良序科学”理论来看,最近爆发的中国是否应该建造“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超级质子对撞机（CEPC-SPPC）”的争论至少反映出了当前中国科学实践及其治理存在的三个显著问题：1）中国科学实践的“治理”方面存在观念性障碍;2）治理主体未能充分认识到科学实践治理的民主模式及其多样性和具体性;3）治理主体未能辨明科普的双重目的：“理解”与“参与”。若要解决这些问题,下述的思路或许可供参考：1）思想观念方面强化认识科学实践时的整体论思维;2）理论研究方面引入普遍语用学的维度;3）制度设计方面重视科学实践治理的正义原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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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粒子发现后,基础物理学将向何处发展?这是国际物理学界面临的问题。中国科学家提出建造下一代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并适时转为质子对撞机的方案,以期更深入地揭开"上帝粒子"的奥秘,从而找到基础物理学未来的方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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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关于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观点,引发了人们关于"超级AI(超级人工智能)"的广泛争论,那么"超级AI"是否会实现、其潜在的实现路径包括哪些?针对这些问题,该文在分析历史上关于超级AI的争论的基础上,总结了学界等关于"超级AI"如何实现的各种路径.认为当前我们不应过度夸大AI的能力,但要敬畏AI的未来发展潜力,因为无论是从技术态层面还是社会态层面上讲,AI的未来发展陷入"动车困境",超级AI并非完全是一种科学幻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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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31(Z1):15-17
正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谱仪实验发现四夸克物质(粲物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是我国第一台大科学装置,1988年10月建成,被《人民日报》称为"这是我国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在高科技领域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2004—2008年,BEPC进行了重大改造,对撞亮度提高了80倍以上,成为国际上最先进的双环对撞机之一,也是粲能区迄今为止亮度最高的对撞机。北京谱仪III(BESIII)是运行在BEPCII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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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我之所以要提出反对超导超级对撞机的科学理由,是因为我的很多同事尽管知道这些理由,却不愿意公开指出,尤其是因为其中一些理由是双刃剑的时候。我也很犹豫,因为我并不反对这个项目本身。然而,它会与其他方面竞争资源,而我认为这些方面是更为急需。我把我的想法总结成四个口号,一一针对那些支持粒子物理具有独特价值的观念提出质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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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聪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2,(2):52-57
由于海内外科学家一而再、再而三的鼓动,"冲击诺贝尔奖"成了中国科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中国提出"向诺贝尔奖进军"体现了中国科学界积极进取、追求卓越的态度.但是,也提出了一系列有趣而又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科学家是否做出过杰出的成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奖无缘?为什么中国现在会出现诺贝尔奖热?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从而探讨中国科学发展的症结所在这一根本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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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简称LHC)按计划即将投入运行。作为地球上最大的机器,大型强子对撞机将会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让两束粒子撞击,模拟出宇宙大爆炸后的状态。物理学家希望借此来解开长期以来的重大和基本难题,比如粒子为何存在质量(即验证希格斯玻色子)、空间是否隐藏着额外的维度等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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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学术规范建设的逻辑起点是近年来中国学术失范行为广泛发生的科学事实。虽然学术失范者和学术规范本身都存在问题,但核心问题是后者,它包括当代中国学术规范"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和"是否全面、平衡、合理、一致"两个方面。努力解决该两方面问题,就是当代中国学术规范建设的可行进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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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工程决策失误与重大工程决策机制构建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重大工程是一个国家为应对经济、社会或科技等重大问题而动员全社会资源组织实施的战略性工程,是一个国家战略意志的体现.目前,我国已进入重大工程实施高发期,重大工程的决策已由偶发性转变为经常性.为使重大工程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以"运-10"大型飞机和超级超导对撞机为典型案例,文章分析总结了国内外重大工程决策失误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构建我国国家重大工程决策机制的相关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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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洲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8,(4)
2007年第3期<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刊载了郭元林博士的文章<科学理论是否一定正确?>(以下简称郭文).郭文提出了"科学理论是否一定正确"这一问题,并指出"在当今中国,科学已博得非常好的名声. 相似文献